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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种濒危

http://www.steelcompany.cn济源文化厅   2019/12/8 1:32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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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,“十一”黄金周期间,云南丽江古城游客爆满。(杜洋摄)

  

2009年清明假期,西塘的人潮。(周诚摄)

  一

  “如果就用一句话,你想对着镜头说些啥?”我在扪心自问。

  这是2012年的5月14日。我站在大运河上的塘栖古镇岸边,在央视的摄像机前准备说出5天来的采访感受。每年的5月前后都是最忙碌的。为了“中国文化遗产日”的到来,一个由电视和文字媒介组成的小组已经持续工作了3个月。今年,我们选定古村和古镇,探访的主题是“文化遗产,是否存在濒危”。

  在我身后,著名的广济桥在细雨中清晰可辨。毫无疑问,它仍是这里所有古朴风貌的核心,两岸的人们仍然以此作为每天生活的重要通道。塘栖古镇当年处在生命低谷的时刻,拆走了太多的古旧建筑材料,运往那时已经开始展现“第二春”的江南古镇,如乌镇,如西塘,甚至干脆烧掉。今天,我要了解的是:它,又在模仿乌镇吗?

  2006年,乌镇、西塘、周庄和甪直,组合为“江南水乡古镇”列入“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”。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乌镇划分为东栅、南栅、西栅和北栅。1999年,乌镇东栅开发工程开启;2001年,东栅景区正式对外开放,以其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一跃成为中国著名的古镇旅游胜地;然后是规模更加宏大、围墙更高、效益令人惊羡的西栅……然而随着游客的蜂拥而至,真实、完整的风貌逐渐缩小变少,“再现”、“重建”成为最多最大。乌镇,已经可以说是半真半假的了——从列入“预备名单”至今,只用了短短的5年。

  将摄像机在乌镇、西塘和周庄录下的画面同时展现,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。

  “如果,用一句话来说出感想,”我怀着复杂的心情,在塘栖古镇对着摄像机将所见所闻做个概括:“应该呼吁将半真半假从中国的申遗预备名单上除名了。”

  为什么?只不过是短短的5年。那时不仅有“江南水乡古镇”,在全社会一鼓作气努力下入选的更有“大运河”;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畅想无限。但没有人会想到有这样的时刻,去讨论如何去否定,去“除名”,而除去的,又是我们最好的家当!

  ……

  二

  1985年,中国加入联合国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。截止到2011年6月,全球共有725项世界文化遗产、183项自然遗产以及28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。我国共有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占世界第三位。

  与此同时,中国也开始进入充分利用文化遗产,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。迅速扩大的城市化规模,追求到极致的旅游人数,成为了显著的特征。

  掰开手指一算,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,我所加入的中国文化遗产日特别节目小组,足迹已经遍及云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山西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西、河北和福建的13个调查点。能够展现的,其实只是已拍摄到的众多文化遗产濒危乱象的极少部分。现实是,还有更多的文化历史风貌区,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。

  几乎不用任何提示,你就会强烈地感到,这种破坏,常常是故意、或者至少是过失地人为进行的。

  所以,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:来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越是频繁,破坏的速度越是加剧。所有的原因皆源于,经济利益成为了各地追求“申遗”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核心驱动力。

  更何况,对利益的贪望,是没有上限的……

  不得不说的,还有我们熟悉、自豪的云南丽江古城。1997年12月,丽江列入了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

  丽江古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水。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述丽江古城的文字中,有着这样的描述:“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,这一系统纵横交错、精巧独特,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”。水,在丽江文化遗产构成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。丽江古城的房屋多粘水而居,随着水势构成一条与河流并行的建筑长廊,水道密布穿墙而过,形成了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柳的景观。水道与黑龙潭连接,黑龙潭为古城储存着来自玉龙雪山上的融水。北京大学的阙维民教授自2002年开始关注丽江生态环境问题,这也成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必修课程《城镇遗产保护规划》的教学案例。

  按照阙维民的研究,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10年间,玉龙雪山的雪线上升了110米,“这就意味着每年的雪线上升了10米。如果玉龙雪山没雪了,如果玉龙雪山下游的渗水被挡住了,黑龙潭就没有水”,随之,丽江文化遗产核心价值中,水的原真性自然就消失了——这一切,都源自于迅速且过度的城市化,也就是说目前的开发水平,早已远超出了丽江文化遗产能够承载的最大容量。

  至此,我们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:在真实和完整的标准下,丽江被关注的应是“过度”;乌镇、西塘和周庄,则是过多的“拆”和“假”。所以,如果探究记者为啥会冒出将半真半假“除名”的念头,则是因为现状和认知都在明白无误地阐明:再也不能通过半真半假的东西传递给社会一个危险的信号,即“过度”和“造假”可以瞒天过海、可以有未来。

  与可以看到的消失相比,这种危险的信号,更加危险也更加缺乏应对的方法。我们称之为“第二种濒危”。

  其实,“第二种濒危”受到关注,与全社会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密切相关。由关注物到关注人;由关注个体到关注风貌;由激情参与到方法参与…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,如何破解“第二种濒危”的3个核心症结,就摆在了人们面前:

  1、如何有效解决,在经济利益推动下,故意或者过失地放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敬畏和坚守,从而造成假遗产增多的难题。

  2、如何尽快让公众认识到,文化遗产人人有份,是个于己利益攸关的“民生”问题。

  3、如何为社会参与者和公众提供明确、有效的法律支持和可行的方法。

  我们正在经历的,是人类历史上难以循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阶段。“第二种濒危”,也成为这一段历史空间中最厚最锈、最难打开的一扇窗。

  况且,根本没有退路存在。

责任编辑:刘晓琳